中国史上三大盛世的理性审视

千古事 野史秘闻 2018-11-21
       “盛世”是近年来使用频率颇高的一个词。所谓“盛世”,在历史上是指中国社会发展中一些特定的阶段,是国家从大乱走向大治,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繁荣昌盛的时期。在中国历史上,比较公认的盛世只有三次,即从“文景之治”到“武帝极盛”再到“昭宣中兴”的西汉盛世、从“贞观之治”到“开元全盛”的大唐盛世和清代的“康雍乾盛世”。这三大盛世,一方面确立了中国传统“盛世”概念的基本内涵,另一方面也都没能避免“盛极而衰”的结局,因而给人留下了无尽的话题与思索。中国历史上三次盛世的具体情况有很大差异,但总体上看,在以下几个方面有其共同特征。
 
  一是消除了内忧外患,军力国势强盛,国家统一,疆域辽阔,周边没有相抗衡的力量。汉朝开国之初,异姓诸侯王心怀叵测,匈奴部族频频攻逼;唐朝建基之始,中原群雄割据,边塞突厥犯境;清朝入关定鼎后,内有三藩、台湾、准部之忧,外有俄罗斯之患。但经过数代人的不懈努力,都分别平定了内乱,击溃或逼退了外敌,实现了国家的统一,并在此过程中,开疆拓土,军力国势日益强盛。疆域之辽阔,为中国历史上除元朝外所仅见,也为世界历史上所罕见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,不仅在亚洲,甚至世界范围内都没有对手能够对其构成真正的威胁和挑战,从而为社会的发展和经济、文化的繁荣提供了保障。
 
  二是社会总体上比较安定,经济发展,国家富足,国力领先于世界。这三个朝代建立之初,都承大乱之后,人口丧亡,经济凋敝。统治者能够汲取前车之鉴,励精图治,兴利除弊,注意与民休养生息,使社会总体上保持了较长久的稳定,经济逐步有了恢复和发展,国力蒸蒸日上,百姓越来越殷实富足。西汉文景之际,据载“京师之钱累百巨万,贯朽而不可校,太仓之粟陈陈相因,充溢露积于外,腐败不可食”。武帝时,大兴水利,农业更趋发展;盐铁官营,财政愈益加强。唐代贞观年间,经济由恢复而发展,到玄宗开元全盛之时,诗称“小邑犹藏万家室,稻米流脂粟米白,公私仓廪俱丰实”。历史上汉、唐并举,无疑都证明汉、唐是当时亚洲乃至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。清代乾隆时,农业、手工业和商品经济均兴旺发达,财政收入之丰,达到了我国古代社会的最高水平,经济规模和总量居当时世界之最。直至1800年(清嘉庆五年,乾隆于此前一年去世),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,生产能力和出口能力,为世界其他地区望尘莫及。国家的安定富足,又为军力国势的强盛提供了基础。由此出现了文治武功、相得益彰的局面。
 
  三是文化繁荣,对周边地区有巨大的影响力。在国势强盛、国家富足的基础之上,三个朝代的文化俱臻繁荣。汉初以来朝廷大力倡导搜集和整理图籍文献,使先秦百家之学在秦代焚书浩劫之后又趋复兴。汉武帝时独尊儒术,奠定了两千年封建社会的思想基础;设太学,置乐府,诞生了大气磅礴、彪炳千古的《史记》。唐人吐纳百川,镕铸古今,在科学、文学、艺术上都有卓越的创造。贞观之时,都城长安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,四方来朝,“国学之盛,近古未有”。璀璨绚丽的唐诗,终在盛唐时臻于大成。“康、乾盛治,文教大昌”,《康熙字典》、《古今图书集成》、《四库全书》的编纂,经学、史学的兴盛,使清代学术取得了“超汉越宋”,集历代之大成的历史地位。一部《红楼梦》,堪称时代的史诗。这些文化成果,均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,往往被奉为样板,竞相学习仿效。
 
  四是兴盛的局面持续时间较长。汉代的盛世从文帝继位(公元前179年)到宣帝去世(公元前49年),持续130年;唐代的盛世从太宗登基(公元627年)到安史之乱爆发(公元755年),持续128年;清代康、雍、乾盛世从1662年延续到1795年,长达133年。综上可知,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,都在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里,保持了国家的全面发展和繁荣,文治武功、相得益彰,并形成无与伦比的盛大局面。在中国历史上,还有许多比较清明或繁荣的时期,特别在朝代更新之初,一般都呈现出上升、发达的气象,但都称不上“盛世”。究其原因,根本有二:一是持续的时间不长,不过数年、十数年或稍长而已;二是达不成全面繁荣昌盛的局面,仅只在某些方面有所成就,终没有三大盛世的恢宏气象。此外,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些自诩的“盛世”,但大多事与愿违,有如过眼烟云,空付笑谈中。由此可见,“盛世”是历史的评价,是大跨度的时间的结论。
 
1、盛世依仗强大的武备
 
  自古以来,世人都期盼“太平盛世”。但绝对“太平”的“盛世”,从来只是人们的良好愿望和美好憧憬。所以先哲反复强调:“居安思危”,“安不忘战”,“有备无患”。没有强大国防的盛世,从来就不存在。
 
  在一个幅员广大的多民族国家,欲缔造盛世,首先必须解决边疆与民族问题,消除内忧外患,实现和保持国家的统一与社会的稳定。这是一个复杂、曲折的历史过程。在汉、唐、清三朝,都与一系列的战争相伴随。如西汉景帝时平定吴楚七国之乱,武帝时远征匈奴;唐太宗征伐突厥、吐谷浑,武后讨灭徐敬业;清代康熙平定三藩之乱、统一台湾、抗击沙俄入侵,乾隆平定准噶尔、大小和卓、大小金川等。这些战争的胜利,无不有赖于武备的整饬,其结果则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、边疆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,使兴盛局面的形成和保持成为可能。#p#分页标题#e#
 
  反之,国防和武备上的举措失误,必然直接危及盛世的延续。以唐代为例,玄宗时均田制日益破坏,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府兵制也呈瓦解之势,中央集权的军事体制逐渐遭到削弱。玄宗晚年,节度使权势越来越重,藩镇武装力量不断坐大,而与此同时,中央武备却日益空虚。天宝元年,边镇节度使增至10个,拥兵49万,仅安禄山掌握的兵力就达18万之多,而朝廷辖统的部队总共才有12万人,在兵力部署上出现了内轻外重的严重局面。另外,各道节度使都身兼数职,集军、政、财权于一身,久任一方,得以大力培植私党亲兵,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地方与中央的矛盾。藩镇拥兵自重,割据成势,进一步刺激了他们攫取更大更高权力的欲望和野心。以安禄山、史思明为首的武装叛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。虽然这场叛乱最终得以平定,但唐王朝元气大伤,从此一蹶不振。
 
2、盛世“盛极而衰”的内在根源
 
  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,都未能避免“盛极而衰”的结局。而且,盛世的倾颓,往往在极短时间内定局。唐玄宗开元、天宝之际,号称“全盛”,繁荣景象史所未见,但“安史之乱”的狂飙瞬间吹散了旷代繁华,唐朝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世。康乾盛世是何等辉煌,但乾隆刚退位就猛然爆发了白莲教大起义,四境骚乱,清朝自此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。研究“盛极而衰”这一反复出现的历史现象,至少可以发现以下几点重要原因。
 
  (一)国家的发展缺乏持久的动力和一贯的进取精神,社会意志消退和睿智的领袖后继乏人。国家的不断发展,繁荣的持久延续,需要不断地向社会注入新的动力,向社会成员提出理性而富有刺激性的新的奋斗目标,再辅以正确的政策指导,使整个社会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活力。安于现状、墨守成规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繁荣的。然而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在出现后,都不可避免地趋向守成,社会的主导思想逐渐由开拓进取转为“持盈保泰”,社会风气也为之一变,由奋发有为而转向享受升平。国家的发展如同逆水行舟,不进则退。社会一旦丧失了开拓的动力,迷失了努力的方向,陶醉于眼前的繁荣,沉湎于已有的辉煌,各种问题和矛盾就会逐渐滋生和酝酿。而睿智的领袖和领导集团后继乏人,又直接加剧了这种局面。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,都有明智的领袖和领导集团为之领航。
 
       汉有文帝、景帝、武帝,唐有太宗、武后、玄宗,清有康熙、雍正、乾隆,他们雄才大略,励精图治,知人善任,身旁都有一批志在高远、才具卓越的名臣襄助。这是促成盛世不可缺少的因素。但封建社会,归根到底属于人治,并没有可靠的制度保障。在实行家天下的专制王朝中,君主的素质总体上有一代不如一代的趋势。数世之后,继位者全都“生于深宫之中,长于妇人之手”,才略根本不能与其太祖太宗相比,朝中则老成凋零,往往裙带风行,宦官当道。守成已难,更何言开拓进取。汉朝在武帝后期,因征发过甚,社会扰动,国家已呈现虚耗之象。武帝之后,几位君主都不免孱弱,昭、宣两代,赖有老臣辅佐,国势尚有起色,再往下,外戚擅权,朝政日益混乱败坏,贵族官僚大量兼并土地,社会矛盾愈加激化。西汉王朝就这样一步一步走向下坡。
 
  (二)忧患意识丧失,歌舞升平,忽视潜在的社会矛盾和问题。中国先哲一再强调:“安而不忘危,存而不忘亡,治而不忘乱”;“思所以危则安矣,思所以乱则治矣,思所以亡则存矣”。但历史上的统治集团在进入盛世后,大多趋向“持盈保泰”、“护守成宪”,满足于维持现状,对眼前的问题小修小补,乃至自高自大,掩盖矛盾,粉饰繁华,纵情于声色犬马,陶醉于歌舞升平,根本看不到所存在的问题及其严重性。潜在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就在这种状态下不断滋长,日积月累,变小患为大患,一朝爆发,遂致不可收拾。创造贞观之治的唐太宗,晚年也因滋生自满之心,无法真正做到善始善终,幸有良臣辅佐,及时提醒。贞观十三年,魏徵针对唐太宗渐好奢纵的倾向,呈上直言进谏的名篇《不克终十渐疏》,指出唐太宗的志业与贞观初年相比,在十个方面都出现了今不如昔的变化,求治之心锐减而骄逸之心渐萌。
 
       唐玄宗的悲剧,则直白地印证了骄纵误国、懈怠败事的道理。玄宗英武有才略,曾将武后末年濒于内乱的唐朝导向“开元盛世”,但在晚年耽于享乐,无心理政,把朝廷政事交付给外戚杨国忠之流,全然不顾政治的不断败坏和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,对关乎国家大计的均田之法和府兵之制日趋瓦解不事补救,坐视藩镇权势积重和中央武备的不断削弱,以至造成“渔阳鼙鼓动地来,惊破霓裳羽衣曲”的悲惨结局,百年基业与一世英名毁于一旦。
 
  (三)妄自尊大,固步自封,看不到世界潮流的浩浩荡荡。大清盛世的缔造者,不仅忽视了国内社会的潜在矛盾和问题,而且完全看不到世界发展的大趋势,沉溺于“盛世”之中,最终使盛世成为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的肇端。德国哲学家赫尔德在1787年出版的《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》中,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状态表示了如下看法,大清帝国的“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,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”。发迹时间相当于乾隆后期的拿破仑,则把中国称为“东亚睡狮”。确实,从1662年到1796年这135年的时间里,西方国家经文艺复兴之后持续二三百年的思想解放运动,最终促成了如火如荼的资本主义革命和工业革命,经济、科技和军事踏上了不断加速发展的轨道。当此世界剧变的关键时期,康、雍、乾三朝却进一步强化了闭关锁国政策,使中国社会更加趋向于封闭愚昧、妄自尊大,深陷封建时代的隧道之中,固步自封,停滞不前,从而与西方的发展势差越拉越大。自视为“天朝上国”的大清朝,就在自我陶醉的“盛世”荣华之中,不知不觉地成了世界潮流的落伍者。落后就要挨打。乾隆退位仅仅不到半个世纪之后,清王朝就在鸦片战争的中西碰撞中不堪一击,成了不折不扣的挨打者。#p#分页标题#e#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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